向小葵已經跟我好幾年了,在英國我們互相取暖,回來台灣,反而它就被我置放在書櫃裡,和其他夥伴們住在一起,這次是因為中華郵政改名為台灣郵政,小葵在書櫃裡搖頭晃腦,我把它抱出來放在桌上,按它的搖擺方式,在昨天寫了這篇文章~~
(P.s.向小葵應該是我牽手許久以前在屈臣士買的,我第一眼見到就超喜歡,並且將之帶到倫敦陪讀,有一回剛從Tesco買完菜,走在街上,一輛遊覽車從旁緩緩駛過,我看見駕駛座上有一隻超級大的向大葵,想來外國人吃的東西的確會頭大壯壯,連布娃娃也一樣...)
中國時報 2007.02.13 A15
郵傳千里，以誰之名？
郵票有所謂三要素，即「銘記」、「票值」與「圖案」。國號銘記是用以辨識郵票發行單位用的，郵政發行單位一般而言是國家，國家郵政地位的認可與國際政局密切相關，郵票上的國號所代表的不僅是一國自身的認同，也往往是他國形塑此國國家認同的結果，因此，郵票上除印有本國文字的國號，郵政聯盟所規定的通用羅馬文字也可見於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郵票上。
舉例來說，中國的近代郵政系統，是英人赫德於一八七八年幫大清國建立的，中國第一套郵票「海關一次雲龍郵票」也於是年正式發行。在大清國下的中國郵政，中文以「大清」二字為基本銘記，外文則以英文China註記。使用英文與當時國際政權傾軋有一定的關係，中國郵政內部的外籍人事鬥爭向來是英國佔上風，因此儘管一八七四年萬國郵政聯盟在瑞士伯恩成立，並將官方文字定為法文，大清國郵政仍以英文的China而不是法文的Chine作為郵票銘記，主要正是因為郵政主管是英國人。
郵票上的國號並非不能更動，在中華民國郵票發行史上，至少就有兩次重要的「正名運動」，其中國號的設計和使用都和政體本身所要建構的內／外部國家認同有關。
首先是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孫中山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親自設計中華民國的第一套郵票，唯後來袁世凱於北京正式就職中華民國總統，這套郵票被財政部的新設計所取代。孫中山的郵票設計外文部分為法文Republique Chinoise，原因有二：其一為法文是郵政國際語言，也是當時正式的外交語言，使用法文是一種重新定位中國地位的表徵；其二為語言的政治隱喻，法國共和體制是孫中山為新的中華民國採行政體的設想，而袁世凱則偏好英式內閣體制，毫不意外的，袁世凱上任後的第一套郵票就採用了英文國號。
孫中山雖然嘗試對郵票上的國號「去英文化」，但是他並非無視國際政局對中國國家認同的作用，因而主動採用一組讓世界各國認同的法文國號。目的在於彰顯這是中國人自己選擇的符號，儘管仍是有限的自主，至少不是某個特定國家所賦予的名稱。中華民國郵票上的英文國號到了蔣介石「北伐」完成中國統一之後，一九二九年由於當時中國國族主義對去帝國殖民化的聲浪高漲，英文銘記終究遭到廢止。
第二次的郵票「正名運動」起因於一九四九年後的中華民國郵政當局偏好使用英文銘記，這和美國當時在台首席顧問施幹克博士的建言有關，他以為印上Free China對宣傳中華民國的正統地位是必要的，但郵政當局的做法卻在一九五四年引來集郵人士、立法委員，甚至是國民大會的關切，他們認為在郵票上印行英文國號有辱國格，既已去殖民化即不應再度使用，保守的愛國人士不斷地發表反對意見，顯然不認同郵政當局的意圖。直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集郵界才改變態度，毫無異議地支持政府在郵票上印英文國號，主張配合政府發展實質外交，積極提倡使用英文縮寫ROC。
從反對到支持郵票上的英文國號，愛國人士顯然對國際政治的運作採取純然意識形態的觀點，儘管美國在一九七九年承認對岸中國政權，中華民國的郵票依然受到國際郵盟的認可，因而得以發行和作為信件及包裹運遞的資費證明。據此，郵票的有效性並不是因為中華民國是否為唯一合法的中國政權，而是因為它是一個政治實體，在實際的國際政治運作中，英文國號的爭辯就顯得相對的無謂與莫名。
此次民進黨政府試圖跳脫中國論述的框架，在郵票的中英文國號方面皆作了大幅度的更改，考諸前二例，郵票上國號的文字更動並不會影響郵政的實際運作，這一點也可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九九二年起，郵票上的國號銘記將「中國人民郵政」改為「中國郵政」，並且首度印上英文國名China的郵政改革中獲得證實。
選擇「中華民國」或「台灣」做為郵票中的國號銘記，顯然是個政治議題，它凸顯出國家認同的矛盾主要仍是來自於內部而非外力，然而，選擇印有China或Taiwan字樣的郵票來張貼使用，就只能是個單純的常識問題了。
